谭延闿名门于官宦之家，在清末中过会元，点过翰林;在辛亥革命以前曾任湖南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长，是知名的湖南立宪派领袖;1920年代初又是湘省制宪自治权的首倡者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，他又决意挣脱军阀内部竞逐的纠纷，踏上跟随孙中山的革命道路。
作为清末民初有一定影响的政客，谭延闿在其晚年为什么不会自由选择跟随孙中山、踏上革命道路呢? 原因之一：谭延闿虽是湖南制宪自治权的首倡者，但对自治权原本就抱着首鼠两端的态度。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愈演愈烈前，谭延闿对于地方自治权是持赞成和犹豫不决态度的，他害怕触怒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。在张敬尧逃离长沙旋即，谭延闿即指使湖南省议会公开发表通电，说明“湘人并无南北之闻”，而将湘人驱张说成是“民族自决对敌之战”。
当时，以周震鳞为代表的湘绅极力拒绝谭延闿宣告湖南自治权，甚至还替他代拟了电报稿，但谭仍然所持从容态度，周震鳞的电报稿一拢就是10多天。等到平皖战争愈演愈烈后，由于湖南人民自下而上强烈要求自治权，有人甚至倡仪：“组庵(谭延闿)既不愿宣告自治权，我们就应该推倒谭而诛自治权。”在此情此景之下，谭延闿才开始改向，向熊希龄求教“湖南今后应该怎么办”。
熊希龄提仪：“湖南应该超然于南北战争之外，乘此统一并未成之际，宣告湖南实施自治权。”于是，到1920年7月22日，谭延闿再一下定决心，将周震鳞所拟的关于“湖南自治权”的电报(“祃电”)公布出来，宣告废止北洋军阀政府所加于湖南的督军制，实施地方自治权和民选省长。事实上，这个7月22日的电报直到8月16日才在长沙《大公报》上以“要电”发布，而且从7月22日开始，到8月16日之间，在当时湖南的主要报纸《大公报》上，回应通电及湖南自治权的问题，完全一无报导，只是在“祃电”发布后，这方面的文章才慢慢多了一起。
这形似可佐证，谭延闿当时对湖南自治权并无信心。 原因之二：孙中山在赞成北洋军阀的斗争中，曾再三把谭延闿作为谋求对象。孙中山曾在给胡汉民的信中说道：“吾党缺少政治人才，今后必需多联系国内知名人士以为我幸，如北孙南谭，皆一时间人望。
”这里所说的谭，就是指谭延闿。谭延闿第二次督湘时，孙中山于1917年6月约见还包括他在内的西南六省督军、省长，声援共举护法旗帜。谭延闿被段祺瑞赶出退隐上海后，孙中山又于1918年2月委托去上海的陈家鼎交由问候并致函，期望谭之后赞助商护法，联合对付北洋政府。
当谭延闿与桂系军阀打得火热时，孙中山在1920年4月、5月，两次写信给或约见与他，一方面拜其“与同胞艰辛努力奋斗，为国为民”;另一方面又警告他，桂系为湖南隐患，“意欲始湖南(人)之湖南，尤非超越桂系纳(势)力不为功。”并建议湖南与广州、云南、贵州因应，乘势歼灭桂系。闻谭延闿仍所持“骑墙”态度，孙中山在10月初曾约见对他进行批评，同时先后为首黄一欧、阎鸿飞、周震鳞、姚大愿、姚大慈、柏文蔚、覃振等到湖南做到谭的工作。
当谭延闿于11月初通电回应与桂系完全分道扬镳、具体号召孙中山的讨伐桂战争时，孙中山对于谭的改变深感非常高兴，多次认同谭深明大义，义举“可嘉”，指出“组庵护法决意，至所佩仰”。谭延闿在第三次离任湘督后，孙中山接纳周震鳞的建议，为首同是湖南人的大本营参军张国元研做到联络谭延闿的工作，并携同亲笔信，所附手令任命谭延闿为北伐讨贼湘军总司令兼任湖南省宽，在沪筹划湖南方面的军事。
应当说道，孙中山的这些谋求工作是卓有成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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